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為何劉邦會妥協以“和親”換取短暫的太平?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公元前 202 年—前 134 年，正是西漢建立初期。此時的形式是匈奴對漢的不斷侵擾。

　　公元前 202 年，西漢建立。此時其北部的匈奴正在迅速發展，實力不斷增強。這一時期，匈奴四處征伐，東滅東胡，西擊月氏國，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部落，“控弦之士三十余萬”。

　　漢匈平城一戰中，匈奴冒頓單于更是指揮四十萬騎兵四面圍困漢軍于白登山。同時，匈奴“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國”，統治范圍空前擴大，形成了龐大的草原軍事帝國。其南部邊界與西漢北部邊疆形成了東西綿延萬里的漫長邊境帶。

　　至此，匈奴發展到鼎盛，時刻覬覦著剛從戰爭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西漢王朝，不斷侵擾西漢邊地。

　　李守常認為，一個民族都有一個民族的特性，各民族都有其特別的氣質、好尚、性能。而一個民族的特性，可以造成一個民族的特殊歷史。

　　匈奴“寬則隨畜……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 不知禮義。”

　　這種有別于中原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民族價值觀，往往使漢初統治階層對其捉摸不透。同時，漢初國力衰弱，面對匈奴的連續侵擾，西漢往往無法采取有效的制敵措施，只得疲于應付，被動防御。

　　在漢初的幾十年間，匈奴對漢的侵擾是很頻繁的。

　　從高后六年至景帝后元二年整整四十年間，匈奴擾漢就達十次，平均每四年一次，每次幾乎都出動數萬人，甚至是十幾萬人。

　　西漢邊境長期處于戰云密布之下，各重要關口不時會有匈奴騎兵寇關而至，以至于城門晝閉，邊疆民眾飽受戰爭之苦。

　　而西漢政府苦于漢匈間的漫長邊境線，只能被迫采取收縮防御的戰略。面對這種被動局面，漢初統治階層被迫對匈采取和親之策以緩和雙方沖突。

　　公元前 200 年，漢匈爆發平城之戰，高祖被匈奴騎兵圍困于白登山七日之久，形勢萬分危急，后采納陳平計得以倉皇逃脫。

　　此役之后，高祖欲調整對匈政策，劉敬遂向高祖獻和親之策：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兵可毋戰以漸臣也。

　　劉邦接受其議，于高祖九年(前 198 年)命劉敬至匈奴締結和親。由于魯元公主早已許嫁，加之呂后強烈反對，高祖只得以宗室女為公主往結和親，并“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且漢匈兩國以兄弟相稱。

　　這是漢匈間第一次和親，暫時緩和了雙方的矛盾沖突。此后，匈奴南下侵擾活動有所收斂。這對于新生的西漢政權來說，無疑是贏得了喘息時機。所以，漢初的幾位統治者皆堅持高祖對匈奴的和親政策。

　　惠帝時，漢與匈奴仍保持和親關系。文帝時，漢對匈奴繼續和親。期間，漢匈雙方雖有紛爭，但仍維持了和親局面。

　　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時，文帝又“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并贈送匈奴大量的繡、錦、綈、繒以及金玉等手工藝品。匈奴也贈送漢朝駝、馬等牲畜，雙方經濟與文化交流開始加強。

　　景帝時，漢再次對匈和親，并開通關市，漢匈往來更加頻繁，聯系更加密切。

　　這一時期，漢匈雙方基本保持著和親下的和平關系。至武帝初，漢亦與匈奴“明和親”，漢匈往來已是非常密切，雙方貿易不斷，經濟與文化的交流大大加強。

　　史載，漢初幾十年間，漢匈和親次數達十幾次之多。送匈奴大量的糧食、酒及其它奢侈用品等。這種近似進貢形式的和親政策具有很大的屈辱性，是為當時西漢對匈奴妥協的具體體現。

　　然而，對西漢而言，和親在當時也不失為一種較為明智的選擇，客觀上對漢的積極作用還是大于其消極影響的。

　　和親是漢初西漢對匈奴在政治上的一種積極防御形式，對匈奴有一定程度上的約束性。

　　在漢初的幾十年間，漢匈之間戰和交替。但總體來看，和親是這一時期漢匈關系發展的主流，這取決于漢匈雙方統治階層的政治目的與政治態度。

　　匈奴重利、貪漢物，“非可以仁義說也”。匈奴每次擾漢并未過多深入內地，多是侵略漢緣邊諸郡，以掠奪實物及人口為主。由于匈奴從漢匈和親中享受到巨大經濟物質利益，因此頻繁擾漢便成為匈奴迫使西漢擴大和親中對匈奴利益范圍的有效手段。

　　而漢對匈奴和親，主要是消弭來自匈奴的威脅，穩固政權，為恢復與發展經濟創造一個和平、安定的外部環境。因此，和親始終貫穿于漢初漢匈交往的歷程中。

　　這一時期，和親也是漢弱匈強形勢下的產物。“由于匈奴國家的存在以及在整體上與西漢處于對抗狀態，和親只是雙方的一種外交政策，由此導致的結果往往是和而不親，實際上是在滿足一方的勒索要求后達到政治上暫時的平衡。”

　　所以和親對漢匈雙方的約束力是不平衡的,很難根本消除匈奴對西漢的威脅，雙方只是處于一種表面上的和平共處關系。文景時期，漢繼續休養生息，社會逐漸安定，經濟逐步繁榮。

　　雖然文、景二帝依舊堅持對匈和親，但此時西漢統治集團已在為反擊匈奴作準備，對匈態度亦逐漸強硬。如文帝“堅邊設候”，講習戰陣，甚至親自勞軍。文帝三年，“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

　　對此次侵擾，文帝下詔討伐：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文帝指責匈奴背信棄義，并親臨戰爭前線，足見其對匈態度的強硬，表明漢弱匈強形勢已有開始轉化的跡象。

　　班固曾說：逮至孝文……聚天下精兵,……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

　　賈誼、晁錯等也多次向文帝建言獻策，抵御匈奴侵擾。文帝采納晁錯的馬復令、徙民實邊等建議，“募民徙塞下、令民入粟邊”。這些措施的實施，有力地增強了西漢邊塞抵御匈奴的力量。

　　在漢匈和親關系下，西漢獲得了幾十年相對和平的社會安定環境，政權逐漸鞏固、經濟日趨繁榮、軍事力量大為增強，尤其是騎兵隊伍迅速發展。

　　至武帝時，憑借幾代人打下的堅實基礎，西漢已具備大規模反擊匈奴的資本。隨著馬邑之謀的發生，漢匈間的“和平狀態”被打破，漢匈進入持續戰爭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