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在那些艱難的日子里，中國不僅需要抵抗日本裝備優勢的進攻，還需要防范來自各個領域的“陰動作”。日本《朝日新聞》最近披露，最新證據顯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秘密印制了大量假鈔，旨在摧毀中國的戰時經濟。

　　特殊紙張揭露了偽鈔戰元兇

　　據日本《朝日新聞》報道，明治大學和平教育登記研究所數據館公布了靜岡市駿河區“巴川造紙廠”最近發現的印鈔專用紙。經明治大學專家確認，這些特殊紙張是由原日軍秘密武器研發機構登戶研究所制作的。造紙廠發現的279張約30厘米見方的特殊紙張全部印有孫中山側臉水印，鑲嵌絲纖維。還有“天壇”水印的印鈔紙，還有檢測水印和絲纖維密度的痕跡。據明治大學日本現代史教授、登戶研究所數據館館長山田朗介紹，日本雖然參與了制造偽鈔的犯罪活動，但具體負責日本陸軍登戶研究所的實施，保密性很高。至于民營企業的參與，目的可能是制造大量偽鈔，以便在中國用偽鈔配置大量物資，擴大戰線。因此，登戶研究所成為二戰期間日本陸軍非法印制偽法幣、沖擊中國經濟市場的真正“罪魁禍首”。

　　位于川崎市多摩區的登戶研究所正式名稱為“陸軍第九技術研究所”，由其前身陸軍科學研究所登戶實驗場于1937年設立。雖然多次更名，但一直統稱為“陸軍登戶研究所”。原工作人員證實，該研究所主要從事制造氫氣球炸彈、生化武器研發、毒物合成等秘密武器和軍事技術的研究。1942年，登戶研究所規模擴大，被命令從事間諜活動的陸軍參謀部第二部第八科進行化學武器研究。據說731部隊為人體實驗提供了一些化學武器。1944年，登戶研究所占地36萬平方米，建筑100棟，員工1000多人。

　　登戶研究所除了開發武器外，還承擔了另一項絕密任務。明治大學講師渡邊賢在《明治大學和平教育登戶研究所——從史料上看戰爭與和平》的論文中提到，被稱為“36棟”的登戶研究所本身從事日本軍隊最高機密活動，如秘密戰爭、間諜戰爭、規劃和宣傳，而研究所第三科是“秘密中的秘密”。這個由3米見方的木板組成的部門是日本陸軍為向中國展開經濟戰而設立的部門。除了第三部門的工作人員外，只有研究所所長才能進入。第三科由三個班組成:印刷班、制紙班和中央班。由于各自保密性高，研究所的印刷班被稱為“南班”，制紙班被稱為“北班”。第三科人員的工作是偽造法幣。

　　印制巨額偽幣“真假難分”

　　抗日戰爭期間，日本軍隊依靠武力發行的“軍票”在中國許多地方并不普遍，這使得日本軍隊在中國購買物資時遭受了巨大的阻力。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日本軍隊提出了“通過偽鈔破壞法定貨幣”的計劃。根據登記研究所原工作人員繁雄所在的《陸軍登記研究所真空》一書，日本軍隊將制造偽鈔作為中國“經濟戰略”的秘密工作。

　　1939年，日本陸軍省和陸軍參謀部制定了“對中國的經濟戰略計劃”，旨在“破壞蔣介石政權的法定貨幣制度，然后破壞中國國內經濟，破壞蔣介石政權的經濟能力”。負責實施該計劃的部門稱為“松動機關”，總部設在上海，分支機構或活動據點設在易于收集情報的關鍵區域。“松機關”還負責偽鈔在中國的流通。日本陸軍參謀岡田芳政中佐擔任“松機關”負責人，但實際負責事務的是被陸軍委托的企業家阪田誠盛。為了在上海流通偽鈔，阪田不僅嫁給了上海青幫頭目的女兒，還在蔣介石心腹杜月笙的家中設立了“松機關”總部。

　　制造偽鈔被稱為“杉工作”，由戶籍研究所具體負責。必要時，登戶研究所也可以以政府大臣的名義全部或部分借用民營企業印制偽鈔。登戶研究所第三科科長山本主計少佐負責實施這一絕密計劃。第三科利用從德國購買的高性能印刷設備，經過多次試制試行失敗，于1940年制造了逼真偽鈔，開始小批量偽造法幣，不斷提供給“松機關”。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不久，日軍占領香港，迅速將多臺印鈔機運到登戶研究所，大量印制偽法幣。據曾在印刷廠工作的大島康弘回憶，由于模仿逼真度高，“真鈔和假鈔幾乎沒有區別”。當時預計日產量將達到10萬張，面額約為中國國內貨幣流通量的10%。戰爭期間，日本陸軍中野學校的畢業生在日本陸軍中野學校培養了2131名間諜，負責每月將偽鈔運往上海兩次。

　　據說，該研究所在戰爭期間印制了40億元的偽法定貨幣，相當于日本軍隊在中國戰場初期2-3年的軍費總額，對中國經濟市場造成了嚴重損害。在日本軍事參謀總部看來，第三科制造的偽法定貨幣不僅可以擾亂中國經濟，還可以支持王偽政權，培養和收購親日分子，為日本軍隊購買軍事需求和戰略物資，甚至支付日本士兵的生活費。

　　雖然日本軍隊在1942年通過印刷最高面值為5元和10元的偽法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美國和英國后來通過空投向南京國民政府提供了面值1000元和10000元的法幣，這逐漸失去了偽法幣的作用。日本軍隊對中國的經濟戰宣告失敗。

　　歷史犯罪證據幾乎被銷毀

　　1944年以后，登戶研究所因頻繁被美軍戰斗機轟炸，不得不分別疏散第一、第二、第三科。當時第一科和第二科被疏散到長野縣伊那地區，第三科被疏散到福井縣武生市。由于缺乏原材料，第三科不得不借用加藤造紙廠制紙。然而，當時印刷廠的一半設備和技術人員都被疏散了。加藤造紙廠新建設施推進緩慢，設備安裝不到位。戰爭結束時，第三科從未印過偽鈔。

　　由于使用國家權力偽造其他貨幣是違法的，日本戰敗后銷毀證據，第三科假幣印刷廠設備和數據燒毀，嚴禁原員工說實話，加上70-80年代在研究所舊址建設新的大學校園，使歷史留下空白。據朝日新聞報道，巴川造紙廠于2006年完成了企業史料。時任企業執行總監吉田紅光表示，編制歷史資料的目的是“在戰爭期間披露曾經是歷史空白的活動”。即將退休的吉田擔心“意外發現的珍貴史料會因退休而丟失”。在明治大學的詢問下，吉田向對方披露了這些史料。2010年4月9日，明治大學開設了和平教育登記研究所數據館，向公眾披露日本戰敗證據被破壞的秘密活動痕跡，并將2014年11月29日至2015年3月21日的主題定為“紙與戰爭登記研究所、氫氣球炸彈和偽鈔”。據《東京新聞》報道，當時印有日本陸軍標志的消防栓仍保留在明治大學校園內，但由于建筑物老化，代號為“26棟”的偽鈔倉庫已被拆除。代號為“5棟”的偽鈔廠原本準備解體，但在市民群體的要求下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