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斫雕而為樸，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孔子說：“用政令來引導百姓，用刑法來整治百姓，百姓雖能免于犯罪，但無羞恥之心。用道德教導百姓，用禮教來統一他們的言行，百姓們就既懂得羞恥又能使人心歸服。”老子說：“最有道德的人，從不標榜自己有德，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道德低下的人標榜自己沒有離失道德,所以他并不真正具有道德。法令愈加嚴酷，盜賊就愈多。”太史公說：這些說得都對!法律是治理國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好壞的本源。從前在秦朝時國家的法網很嚴密，但是奸詐欺偽的事經常發生，最為嚴重的時候，上下互相推諉責任，以致于國家無法振興。在當時，官吏用法治，就好像抱薪救火、揚湯止沸一樣無濟于事；倘不采取強硬嚴酷的手段，如何能勝任其職而心情愉快呢?在此種情況下,一味講道德的人便要失職了。所以孔子說：“審理案件我和別人一樣，所不同的是一定要使案件不再發生!”老子說：“下愚之人聽人講起道德就大笑。”這不是假話。漢朝初年，修改嚴厲的刑法，改為寬松的刑法，廢除法律繁雜之文，改為簡約樸實的條文，法網寬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魚，而官吏的政績卻很顯著,使得百姓不再有奸邪的行為，百姓平安無事。由此看來，治理國家的關鍵在于道德，而不是嚴酷的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