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西漢的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著小編一起看一看。
西漢自開國以來，諸侯王勢力過大，一直是影響中央集權的主要隱患。漢高祖劉邦在位期間，曾以謀反等罪名清除了七大異性諸侯王中的六個，并大封劉姓諸侯王。但同姓諸侯王叛亂事件仍時有發生，為此，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三代帝王在位期間，都曾進行過“削藩”，意圖削弱諸侯王勢力，加強中央集權。
文、景、武三帝削藩的背后，各有一位出謀劃策、頗有名氣的重要謀臣：漢文帝時的賈誼、漢景帝時的晁錯、漢武帝時的主父偃。
西漢三代力主削藩的謀臣，都對諸侯王的危害有著深刻的認識，并提出了削藩策略，也深受當朝皇帝重視和賞識。但從過程和結果看，賈誼和晁錯的削藩之路并不順利：賈誼生前削藩無果，最后郁郁而逝;晁錯削藩引發“七國之亂”，被景帝下令腰斬于市，出師未捷身先死，削藩半途而廢。而主父偃卻不費一兵一卒，幫助漢武帝順利完成了削藩，解決了困擾西漢多年來的一大難題。
三位名臣的削藩目標基本一致：通過削減諸侯王的封地，減弱其勢力，加強和鞏固中央集權。但為什么只有主父偃能成功?綜合分析當時的形勢和三位謀臣的削藩策略，不難看出，和賈誼、晁錯相比，主父偃的削藩策略確實技高一籌。
為什么這么說呢?分析一下賈誼、晁錯的削藩策略及失敗原因，就會找到答案。
一、賈誼：自相矛盾，生不逢時，空有抱負難施展
賈誼對諸侯王國土過大、權力過高對中央政府的危害有著深刻的認識。因此給文帝上疏《陳政事疏》(《治安策》)，詳細分析削藩的必要性和措施，明確指出，諸侯王叛亂不在于他們與皇帝的關系疏遠還是親近，“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漢史》)，并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資治通鑒》)的觀點，即，想長治久安，就要多建諸侯國，削弱他們的勢力，將他們的土地分割，分封給其子孫，子孫少的，就先分割后空置，等有了子孫后再封給他們。 而且，一寸土地、一個人口，皇帝也不占他們的，只是為了天下安定才這么做。
賈誼的削藩理由很充足，方法看起來也很簡單，即：分國而治——多建立諸侯國，將大的諸侯國，分割成若干小國，封給他們的子孫，這樣，諸侯國就會越來越小，勢力自然也就越來越弱，以后就便于治理，不會對朝廷構成威脅了。
但文帝卻并沒有馬上推行，致使賈誼的削藩策略在其生前并未見到成效。究其原因，主要是得不到文帝支持、自身性格弱點及削藩策略自相矛盾。
一是政治原因。文帝即位前，一直做代王，并不是太子。呂后死后，朝臣誅除呂氏家族，迎立文帝即位，但并不符合皇位繼承的法統，當時劉氏子孫對此多有不服者，文帝的政權并不穩固。此時削藩，勢必會引起動亂，影響并不穩固的皇位。所以當時文帝的治國重心是以穩定統治、鞏固皇位為主。
二是性格原因。賈誼少年得志，又有才華，很想有一番作為，他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建議深受文帝賞識，但卻引起了周勃、灌嬰等一些功臣權貴的妒忌。而他又不注意緩和與重臣權貴的關系，有些改革措施，如他提出的“列侯就國制度”(封侯的功臣列侯離京到自己的封國居住)則直接損害了功臣列侯的利益，所以他們就聯合向文帝詆毀賈誼，說他“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漢書》)，影響穩定。
文帝此前長期在代地做藩王，即位初期還沒有在朝廷內培植起自己的政治勢力，根基較淺，只能倚重重臣權貴。兩相比較，只好在重臣權貴的壓力下，將賈誼貶離京城，后郁郁而逝，其削藩建議自然也就受到影響。
三是削藩政策不夠完善，甚至自相矛盾。如，他既強調“疏者必危，親者必亂”，諸侯王叛亂不分親疏;又建議實行“以親制疏”，擴大血緣關系近的諸侯王的勢力，用以制約關系疏遠的諸侯王。如梁懷王死后無子，封國應該撤銷，但他卻建議立劉武為梁王，并擴大梁國封地。
文帝采納了賈誼這一建議，在后來的“七國之亂”中，劉武雖然為平定叛軍做出了貢獻，但其勢力卻越來越大，驕橫跋扈，甚至爭奪皇位、濫殺大臣，幾乎釀成禍亂。
二、晁錯：激化矛盾，措施強硬，出師未捷身先死
晁錯是景帝時期的寵臣，也是西漢第二位極力主張削藩的大臣。早在景帝做太子時，身為太子家令的他就深受景帝寵信，并多次向文帝和時任太子的景帝提出削藩建議，但文帝皆未采納。
景帝即位后，深知諸侯王勢力對中央集權的影響，因此很快提拔主張削藩的晁錯做了內史、御史大夫。景帝對晁錯極其寵信，晁錯權勢日重，景帝二年即提出了《削藩策》，明確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漢書》)——削藩越早，禍害越小;削藩越晚，禍害越大。
晁錯的削藩得到了景帝的大力支持，景帝和晁錯很快就抓住諸侯王的過錯，下令削去了趙王、膠西王、楚王的幾個郡、縣。
初戰告捷，景帝和晁錯又直接下令削掉吳王的兩個郡。這種強硬的削藩手段，直接激發了朝廷和部分諸侯王的矛盾沖突，幾天后，以吳王、楚王為首的七個諸侯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聯合反叛，從而引發了歷史上有名的“七國之亂”。
為盡快平息叛亂，情急之下，景帝聽取了舊臣袁盎的意見，將晁錯腰斬，但叛軍并沒有因此退兵，最后只好派周亞夫為大將，傾全國之力，苦戰三個月，才將叛亂平息。
晁錯和賈誼一樣，認識到了諸侯勢力過大對中央政權的影響，但他過于強硬的削藩手段，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反而激化了朝廷和地方諸侯國的矛盾，使雙方的矛盾隱患公開化，引發了一場自西漢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內亂。
雖然景帝在平息叛亂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諸侯王國的勢力，但諸侯勢力對中央政權的影響隱患并沒徹底解決，晁錯作為削藩的最大策劃者也落了個功敗身亡的結局。
三、主父偃：轉移矛盾，順勢而為，一舉多得策略高
困擾文、景兩代帝王的諸侯國尾大不掉問題，到了漢武帝時代，因為一個人的出現，而被順利化解——此人就是主父偃。
主父偃出身貧寒，早年曾在燕、趙、中山等國游學，但一直不受待見。不過，多年的游學經歷，使他對諸侯國的情況了如指掌，這也為他以后幫助漢武帝順利削藩打下了基礎。
后來，主父偃直接上書漢武帝，敞談對時政的看法，當天就被召見，漢武帝感嘆與其相見甚晚，并在一年之中四次升遷，成為漢武帝極為器重的謀臣。“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于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偃)數見，上疏言事。一歲中四遷偃。”(《史記》)
公元前127年，主父偃上書《推恩令》，建議朝廷下令，讓各諸侯王推行恩德，將過去只有嫡長子才能繼承王位和封地的權利，擴大到全部諸侯子弟，將各諸侯子弟封為侯，并和嫡長子一樣享受土地分封。
這樣，各諸侯國給子弟施行了恩德，子弟們得到了封地，也體現了皇上的仁義政德，皆大歡喜，而諸侯國的土地經過分封后，勢力就越來越小。“愿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史記》)漢武帝很快采納了這一建議，在全國推出推恩令。
看起來，推恩令與文帝時賈誼的“分國而治”策略——“眾建諸侯而弱其力”并無區別。但實際上，主父偃的推恩令比賈誼的“分國而治”策略要高明得多：
一是“國”與“侯”的區別。賈誼的分國削藩，是將諸侯王的大國分解為多個小國，分給子孫，但分得土地的子孫，其身份仍為諸侯國王，政治地位甚至高于當時中央直屬管理的“郡”，仍相當于一個個獨立王國，朝廷并沒有增加直接管轄范圍。
而推恩令則明確將諸侯子弟封為“侯”，在當時體制下，“侯”國隸屬于“郡”，地位與縣相當，“郡”受朝廷直接管理，這就相當于減少了諸侯國的管轄面積，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區域。
二是“淺”與“深”的區別。賈誼的分國而治策略，主要是削減諸侯國的土地，屬于“淺”層次的削藩，沒有觸及到各諸侯國深層次的政治、經濟管理體制，分封后的小國仍擁有官員任免、制定稅收政策等政治、經濟權力。
而實施推恩令后，諸侯子弟分封為侯，侯國歸郡管理，其官員任免、稅收財政等權力都受朝廷直接管理，這又從經濟上削弱了諸侯國勢力，而增強了朝廷的管控能力和經濟勢力。
三是“難”與“易”的區別。無論是賈誼的分國而治，還是晁錯的強制削藩，都是朝廷主動發起的削減諸侯土地行為，極容易引發矛盾沖突，如何把握好節奏尺度，難度較大，晁錯削藩引發“七國之亂”的悲劇已經證明了這點。
而推恩令是以諸侯王推行恩德的名義進行分封，受益最大的是原先得不到爵位和封地的眾多諸侯國子孫，這樣就巧妙地將朝廷與地方的矛盾，轉移到了諸侯國內部。面對翹首以待的家族子孫，諸侯國不得不主動分地封侯，大大減少了推恩令的實施難度。
當然，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之所以能順利實施，并徹底解決諸侯國勢力過大問題，也與當時的形勢有關。比如，經過文景二帝的削藩，到武帝時，諸侯國的勢力已有所削弱，客觀上為推恩令的實施創造了條件;為配合推恩令，漢武帝還先后推出了《附益之法》、統一貨幣鑄造、鹽鐵專賣等法令法規，從政治、經濟等方面加強對諸侯國的制約，促進了削藩政策的高效推進。
但從文、景、武三朝三位名臣制定的削藩策略來看，主父偃的推恩令，無疑技高一籌，是設計最巧妙、實施最容易、效果最徹底的成功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