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為大家帶來隋朝有多富有?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貞觀初年，唐太宗在帝都長安舉辦了一場盛況空前的除夕PARTY。為了彰顯盛唐威儀，李世民花血本裝修宮廷，廊柱粉金、枯樹張彩，目之所及必是燈燭輝煌，耳之所聞定要胡樂鼎沸。
宮殿金碧輝煌，貴婦盛裝來見，滿眼所見皆是盛唐氣派。于是，李世民就對前隋皇后蕭氏說：
朕施設孰與隋主?
看朕這氣派，跟蕭后您的老公楊廣比起來，怎么樣?
而蕭后的回答，則徹底驚呆了李世民：
我老公楊廣太奢侈，每年除夕夜都會搞大PARTY。殿前諸院總會燃起數十座火山，火山一定要焚燒沉香木根，一燒就是一宿，一座火山燒掉的沉香木就得好幾車。如果還嫌火山照得不夠亮，那就用香料甲煎助燃，于是火光沖天好幾丈高，焚燒香木香料散發出來的香氣能傳出幾十里。一次除夕夜，沉香木就要燒掉200多車、甲煎也要用掉兩百多石。
大唐雖然盛世，但沉香木還要當寶貝用、甲煎也要當奢品用，哪能說燒就燒啊?大唐皇帝李世民只能在蕭后面前批評隋主荒唐，而心理卻不得不感嘆：貧窮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
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
貞觀之治，可能不及開元盛世，但二者也算接踵而至，大唐盛世已見其形。但是，與大隋相比，大唐皇帝怎么就成了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如果大隋真是如此，那么它足以稱之為富甲千古了。而原因只能去大隋找。
公元581年，楊堅篡周建隋，國立;公元619年，隋恭帝楊侗退位，國滅。所以，隋朝有國，也就三十年時間。那么，隋朝是如何在短時間內實現統一，又在短時間內創造盛世呢?
01.制度創新：仍舊貫與兼收并蓄
大漢代秦，但只能說是代，而不能說是革命。
因為漢承秦制。皇帝和朝堂換了一撥人，但是帝國系統依舊是秦法秦制的主導。
大唐代隋，也是如此，百代皆行秦政治、唐后皆行隋政治。秦政治是三公九卿加郡縣，而隋政治則是三省六部加州縣。
其實秦政治也罷、隋政治也好，都是中央集權主導下的大一統國家。
這套集權模式在東漢末年以后逐漸荒廢，代之而立的是各種地方集權。而隋朝在統一百年分裂之后，再一次恢復了大一統的統治秩序。
楊堅在581年建隋后，重建典章制度，把這套統治秩序予以典章化、制度化。也正是這套統治秩序的典章化和制度化，才使得大隋的統一成為可能。因為統一首先是武力、第二是秩序，輸出武力之后還得輸出秩序，而楊堅輸出的秩序就是三省六部加州縣。這套統治秩序具有極強的拓展性，它能覆蓋整個東亞大陸。
三省六部，并非楊堅獨創，而是在西漢以后逐漸發展起來的，在隋朝正式確立。所以，大隋制度創新的基礎，是百年來的仍舊貫，是一點一點地試錯演進而來。
中央三省六部，地方沿用南北分裂時期的州、郡、縣三級制。但是，隋朝立國后，有一種漢化復古的潮流，就是要向之前的秦漢看齊。如楊廣就有“尚秦漢之規摹”的愿景。于是，秦漢是兩級地方管理模式，所以大隋也把郡一級逐漸取消，采取州縣兩級模式。所以，地方管理模式也是一種仍舊貫的制度創新，是要改革但不是割裂傳統的改革。
三省六部加州縣，極大的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行政開支。而在行政開支方面，降低最大的還是軍制創新。
隋唐軍制，沿襲了宇文泰的府兵制。府兵制，簡單來說就是兵民合一、寓兵于民。
如果用現代概念來解釋古代兵制，則是這樣一套發展脈絡：
春秋以前是貴族兵役制，貴族才能當兵;戰國以后是普遍義務兵制，是人都得當兵;直到秦漢仍舊如此，但武帝以后則逐漸出現了雇傭兵制，也就是募兵制;分裂時期，兵制是朝著職業化和終身化的方向走，所以也就有了軍戶、民戶之分，也就有了軍事貴族。如北魏有軍鎮，南朝有北府兵(揚州兵團)和西府兵(荊州兵團)。
宇文泰的府兵制，則是把這種職業化和終身化的兵役制，向著部分全民化推進。公元590年，楊堅改軍戶為編戶，“墾田籍賬、一同編戶”，則是一種更廣泛的部分兵役制或義務兵役制。
楊堅府兵制改革的意義：
一方面加強了中央集權，也就是皇帝和朝堂對軍隊的控制加強了。
以前軍隊作戰、家屬隨軍、軍戶固定，容易形成軍閥集團;現在把軍戶與民戶、軍制與民治結合了起來，能夠有效遏制軍閥的產生。
另一方面應該更重要，那就是國家募兵養兵的成本大大降低了。
國家打仗，用兵得花錢;國家不打仗，養兵也得花錢，總之軍事開支就是不能降低。但府兵制后，國家的開支就會大大降低。國家不打仗，兵民合一、寓兵于民，養兵不用管;國家打仗，軍府負責組織召集，而府兵戰士就要帶著戰馬和兵器應征參戰。所以，國家養兵的成本就低，國家發動戰爭的成本也低。
再者就是法律，楊堅的《開皇律》不是沿襲西魏、北周的法律，是兼收并蓄歷代法律而成，其主要參考的藍本是北齊文宣帝高洋主持修訂的《北齊律》。立法原則是“化繁就簡、化重為輕、化死為生”。北齊是被北周滅掉的國家，而隋朝的法律卻是以《北齊律》為藍本，足見隋朝統治者兼收并蓄的治國心胸。
此外，關系民生基礎的均田制和關系吏治基礎的科舉制，大隋要么是沿襲西魏和北周、一以貫之，要么就是根據形勢變化突破創新，這些都對隋初大治發揮了重要作用。
因為，大隋不僅輸出武力，也在輸出秩序，而且輸出的秩序非常具有生命力。
02.統治有術：從滿滿的情懷到施政的行動
《隋書食貨志》記載：
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賚給，不逾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于廓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
開皇十七年，也就是公元597年，大隋朝治下，戶口繁盛、府庫皆滿，國家財政實現盈余，京城府庫的糧食已經無處堆積，于是皇帝楊堅下詔停止當年正賦，全賜給老百姓。
之前的漢初文景之治和武帝朝前期，出現過這種局面。隋初大治，也出現了這種局面。而在其他歷史時期，國家實現收支盈余而府庫皆滿的情況，就真得難見了。
這些都與隋朝的制度創新有很大關系，因為楊堅不僅統一了天下，而且為天下輸出了秩序。在秩序井然的天下，才可能造就這種盛世。
同時，也與楊堅本人的關系很大。這個人有性格弱點，如嚴酷和猜忌。但是，在以身作則和對待百姓上，楊堅還是有很多可圈可點之處的。
首先就是節儉。
節儉，是一種美德。但美德往往沒用，只是于事無補的情懷。
一些環保人士為了減輕全球變暖，要過一種低碳生活。甚至，有些人為了減輕宇宙的熵增，還要經歷苦行僧的生活。但這些都沒用，只是一種情懷而已。反倒是那些乘坐專機、把空調開到最大的領導人，可能會解決問題。
所以，廉政皇帝楊堅的節儉示范，應該也只是一種情懷，實際上也沒啥用。
但是，在集權模式的傳統國家，這有用，而且非常有用。
傳統國家有三大開支：一個是官員俸祿;一個是戰爭軍費;再一個就是皇室開支。至于如賑災、修路、開渠等公共救濟和公共服務，需要有，但不是總需要，而且更不會需要太多。原因就是傳統國家遠沒有現代國家復雜，不可能承擔現代國家才能承擔的復雜工作，所以也不會有現代國家那么龐大的開支。
于是，在總的開支方面，皇室開支就不是小數目。所以亡國之君，被冠之以奢侈無度的，很多;而被冠之以庸碌無能的，不多。
因此，楊堅的厲行節儉，對于隋朝大治，具有直接的促進作用。
同時，皇帝親身示范和以上率下的影響力，會從皇室波及到朝堂和天下。而這種影響力是巨大的。“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就最能說明問題。而太子楊勇之所以被廢，就占了一條奢侈鋪張的罪過。
其次是親民。
公元594年，關中大災。隋文帝楊堅，發現災民吃的是“豆屑雜糠”，大為驚嘆。于是，把災民的食物拿到朝堂，讓滿朝的大臣權貴都看一看老百姓過的是什么日子。
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
當年八月，楊堅親率關中災民趕赴洛陽就食，詔令士卒不得驅逼百姓，讓百姓在隊伍中參廁行進;遇到扶老攜幼的，要引馬避讓;艱險之處，楊堅便讓左右衛士過去幫忙。
大隋，不是一出場就是盛世，它也遭遇過戰禍天災。但是，楊堅能與天下百姓共渡艱難，這在古代帝王中都是少見的。所以，后來能夠成就盛世，楊堅皇帝的情懷，很重要。
愛民如子的情懷，不如愛民如子的行動。
即便終日奢靡無度，但是能夠拿出仁政舉措，也是明君賢主。所以，一打綱領不如一個行動，一往情深不如一飯之施。楊堅的親民，需要拿出實際行動。楊堅的行動有三條：
一個是力行均田，就是國家授予百姓土地，在全國強制推行均田法。公元590年，江南士族和土豪造反，原因就是大隋的均田法觸及了他們的切身利益。
另一個是大建官倉和義倉。官倉儲備軍糧和朝廷用糧，義倉儲備賑災糧食。傳言隋朝的糧食一直能吃到唐朝，但也只能是傳言，因為糧食不可能保存那么多年。但能夠證明隋朝在積蓄儲備方面，是下了狠功夫的。
第三個就是輕徭薄賦。度支尚書蘇威，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奏請減免課役，得到楊堅詔準。公元583年，將原來的十八歲授田為丁該為18歲授田而21歲為丁，這實際上就是減免了全國百姓三年賦稅。
03.上帝視角：大隋盛世的底層邏輯
楊堅、楊廣父子是皇帝，李淵、李世民父子也是皇帝，而且兩代皇帝治下的土地都是中原天下。
貞觀以來，盛唐初現，唐朝皇帝怎么就那么窮，而隋朝皇帝就怎么那么富?
即便制度創新、即便統治有術，也不會差這么多：跟大隋相比的盛唐貧窮，都已經限制了李世民的想象力。
再說，漢承秦制而唐承隋制，所以秦朝的制度創新能夠為漢朝服務，隋朝的制度創新也能夠為唐朝服務，而且歷史也確實如此。而李淵、李世民父子，可能不如楊堅情懷滿滿，但他們都不是昏聵君王。
所以，隋唐差距，不可能這么大。
如果真有這樣大的差距，那一定另有原因。而另有的這個原因，一定更根本、更底層。
當然有。
以上帝視角看歷史的我們，不僅要用邏輯來論證老生常談和道德說教的原因，而且還要在這些原因之外，發現新問題、找出新原因。
從內部挖潛到戰爭紅利，北周到大隋。
《周書》記載，公元577年，北齊人口2000萬;《中國人口史》統計，公元577年，南朝陳的實際人口是1500萬。
而《通典》記載，公元580年，北周人口900萬，《中國人口史》統計，北周實際人口是1250萬。
古代地廣人稀，所以衡量國力應以人口為硬標準。因此可以論證的是：西魏和北周是后三國里面最弱的一個。
但是，在北周武帝時代出現了變化，北周開始逆襲。這個變化就是：宇文泰的改革走向深化，宇文邕推動了解放奴婢和滅佛運動的國策。
所以，北周憑空增加了一百萬的青壯勞力(北周僧尼就有一百萬，還沒有估算六次解放奴婢和雜戶的數據)。而解放的上百萬人，才是北周滅北齊的物質力量。在滅北齊的過程中，北周持續推動解放奴婢和滅佛運動，北齊有僧尼200萬，這些力量再又讓北周實現了增量發展、拿到了戰爭紅利。到公元581年，北周人口達到2900萬，另有統計是3250萬。
正是有了這種國力，北周以及后來的大隋，才能夠與草原帝國突厥一較高下。
公元583年，隋文帝楊堅反擊突厥，在萬里戰線上擺出了八道出擊的陣勢。而楊堅之所以豪邁，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人口基數。公元588年和589年，隋滅南陳之戰，四千里長江列陣，五十一萬八千隋軍出擊。此種陣勢，也是因為不斷的人口增量、土地增量和財富增量，大隋打得起大戰爭。
滅南朝陳后，大隋實現了土地增量，但人口增量需要一個過程，因為南方是士族和豪門的天下。所以，大隋要實現真正的人口增量，就得打擊南朝的士族和豪門，武力征伐之后、才能強制推行均田令。
到公元609年，隋煬帝大業五年，隋朝人口達到4600萬，算上未被統計的部曲、奴婢等，應該在5000萬左右。
而公元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大唐帝國的人口也就1500萬。
5000萬人口的大隋帝國，對比1500萬人口的大唐帝國，說盛唐的貧窮限制了皇帝李世民的想象力，應該不過分。
衡量國家實力的標準，看你能控制住多少人口。
隋朝人口達到了5000萬，經過隋末亂世，降到了1500萬，這中間差了3500萬，這是一個抗日戰爭的減員數字。
真得差那么多嗎?
當然不是會差那么多。
原因是：隋唐政府，不可同年而語的統計和控制能力。
隋朝政府能夠統計和控制4600萬人口，至于其他還有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人口，是被豪門士族隱沒了還是去了什么桃花園中，隋朝就真得沒法統計、也沒法控制了。沒法統計、也沒法控制，當然就收不了賦稅了。所以，大隋帝國就只能收這4600萬人口的稅。但這也是極為龐大的稅基。所以，楊堅時期不用老百姓交稅，政府也能活;楊廣時期建新都洛陽、開鑿大運河、三征高麗，也能維持。
但是，大唐就不行了。
經歷隋末戰亂，人口下降了，但確實也沒被戰爭干掉3500萬人。
但是，大唐帝國的行政能力，就只能統計和控制1500萬人。所以，大唐帝國的稅基，就是1500萬，沒法再多。不是內部潛力不夠、所以挖不出來，而是唐帝國的行政能力不夠、所以挖不出來。
唐承隋制，但承得不夠徹底，它的統治能力跟大隋沒法比。所以，李世民要能夠想象大隋是怎么富裕奢侈的，就得把統治能力這個前提解決好。但是，李淵和李世民父子，馬上打天下可以，但下馬治天下，可能真得不如大隋的楊氏父子。
論證的依據就是：大隋能統計和控制4600萬人，而李氏父子折騰到貞觀初年，也就能統計和控制1500萬人。
隋朝盛世一去不返，大唐走向了歧途。
貞觀初年，盛世初現，接下來能不能成就另一個大隋盛世?
貞觀之治以后的開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時期)，就是第二個開皇之治(隋文帝楊堅時期)嗎?
我希望答案是肯定的，但答案卻是否定的。
大隋盛世，一去不復返。
因為唐太宗李世民繼承隋制、繼承得不徹底。劉邦也是如此，漢承秦制，大漢繼承的也不徹底。但是，李世民的這個不徹底，卻是一個根本上的不徹底。
隋末戰亂之后，唐初又是戰爭又是天災，所以用錢的地方很多。即便到了貞觀年間，這種財政窘迫仍舊存在，甚至朝廷官員的工資都開不起。所以，貞觀之治，吹出來的水分比較大。
解決財政問題，節流只能是手段，而開源才是根本。
開源方面，有現成的兩個歷史經驗，可供唐朝統治者效仿：
一個是周武帝宇文邕，解放奴婢和滅佛運動，直接增加稅基;另一個是隋文帝楊堅，強推均田令，重新丈量土地、重新清查人口，直接擴大稅基。
這兩項經驗的實施，都要求直面既得利益集團，如士族豪門和功臣勛貴。所以，李世民都沒有推行，他玩得是權宜之計。
政府衙門不是開不起工資嗎?沒問題，分給你們一塊土地，然后自己搞經營。
搞不好經營也沒問題，除了給土地還能給政策，允許你們放高利貸、搞金融。
還不行，也沒問題，太宗專設“捉錢令史”，中央朝廷70多個衙門，每個衙門配9個捉錢令史，專門去搞錢。
而到了玄宗時期，宮廷開支無度、四處征戰不斷，用錢就更緊張了。
于是，搞錢的“捉錢令史”開始等級提高，新設了一批轉運使、租庸使和鹽鐵使。
同時，軍費的問題也越來越頭疼，但皇帝和朝廷不想頭疼這個問題。所以，索性繼續“不給錢但給政策”，于是出現了節度使。
所以，唐朝財政問題的解決是以喪失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為代價的，而這樣的做的結果：只能解決一時但不能解決長久，只能解決燃眉之急但不能成就真正的盛世。
因此，大隋真得比大唐更有錢，而且，終唐一世，它都不可能追上大隋的富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