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光緒二年，中國發生了一場名為“丁戊奇荒”的災難，波及晉、豫、陜、魯、直隸五省。據統計，餓死人數多達千萬。在山東青州，饑民們開始了“吃大戶”行動。他們結伙占領某個富戶的家，生火做飯，吃光這家的存糧，再去下一家重復這個過程。

　　但饑民到底膽怯，想找個靠山。作為“朝廷不敢得罪”的存在，外國傳教士成了他們努力爭取的對象。曾有兩個秀才趕來拜訪當時在青州的傳教士李提摩太，跪求他做饑民的首領，組織他們暴動搶糧。李提摩太拒絕了，因為暴動一旦開始便難以收場，將帶來更多苦難。

　　李提摩太在山東做了一年多的賑災工作，于1877年秋天來到災情更重的山西。他在此見到“人間地獄”般的慘狀—一位母親獨自將餓死的兒子扛到城外，埋在雪地里;一個中年男子走著走著便搖晃起來，然后被風吹倒，再沒爬起;一堆赤裸的尸體橫在路邊，他們的衣服都被扒走換吃的了……但他們并沒像山東人那樣搶劫富戶。對此，李提摩太曾試著給出解釋，比如當地官府有嚴禁搶劫的高壓政策，同時強迫富戶“捐糧保村”。但還有一種更殘酷的可能性—災情持續蔓延，當地已找不到可搶的富戶了。

　　其實山西饑荒與清廷的“國產鴉片”政策有直接關系。1859年，清廷為增加財政收入而將罌粟種植合法化，此后十余年間，山西百姓舍出一半農田來種罌粟，導致糧食儲量與產量急劇下滑。如此一來，即使所謂“富戶”也沒多少余糧。

　　山西官府之所以允許李提摩太前來賑災，是因為災情過于慘重，其實清廷一直對“示好”的洋人十分警惕。丁戊奇荒期間，曾有日本駐華公使前往總理衙門，表示日本民眾愿向山西饑民捐糧，而且這批糧食已運達天津，但總理衙門在充分表達謝意后婉拒了。

　　李提摩太等人此番賑災也引起了清廷的注意，河南學政瞿鴻禨將他們的行蹤密報給清廷，說他們想借賑災的名頭收買人心，順便窺探大清的虛實。山西巡撫曾國荃很快接到諭旨，命他勸這些傳教士離開山西。所以，李提摩太第一次求見曾國荃時受了冷遇。但因災情過于慘重、確實需要各方援助，曾國荃沒趕走李提摩太，而是在給清廷的回復中夸他態度端正、沒什么異動。

　　除了清廷，很多士大夫也對李提摩太的存在感到如坐針氈。1877年，蘇州士紳謝家福剛完成一項艱巨的任務—押送一批饑民從南方返回原籍。他在歸途中聽聞李提摩太等人在山東賑災，立刻緊張起來，給熟識的江南士紳寫信，鼓動他們聯合起來對抗洋人“傳播異教”。

　　在與傳教士的“賑災競爭”中，謝家福主張以收養難童為先，因為兒童心智未開，最易被異族蠱惑。這一主張在江南的士大夫圈子中獲得普遍認同，所籌經費幾乎全部用于收養難童。有人建議謝家福分出資金來開設粥廠，以解饑民的燃眉之急，卻被斷然拒絕，“成人有覺悟，可以慷慨赴死;兒童不識大義，容易失節于洋人。”

　　謝家富所說的“成人有覺悟”并非虛言。1877年，山東有些饑民寧可餓死也不接受傳教士的救濟;河南有些饑民到處散布謠言，說傳教士借賑災之機行虐待之實，并在傳單上把他們畫成兇神惡煞。于是，傳教士的賑災活動在河南開展得最為艱難，開封百姓貼出“寧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的標語，還有書院要罷課“與洋人打仗”，官府也揚言不保障傳教士的生命安全。最終，傳教士不得不放棄救濟河南饑民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