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頒布了法令，嚴禁八旗奴仆逃亡和其他八旗人員逃旗。該法令名為天命十一年，始頒于1626年，中經多次更改。法令內容包括對逃亡者的處罰規定，懲罰窩主、獎勵檢舉、獎懲有關官吏和辦事人員等的規定。在清入關前，為了阻止農奴逃亡，也陸續制定了懲處逃人的法令。

　　入關后，清統治者又在所占領的部分地區大量圈占土地，強迫漢人投充。淪為農奴的漢人不但遭到殘酷剝削，從事繁重勞動，而且沒有人身自由，更引起大量逃亡。為了維護滿洲貴族的利益，清廷進一步制定極其殘酷的逃人法。規定凡旗下男婦逃者，一次黥其右頰，鞭一百歸主;二次黥其左頰，鞭與歸主如初。三次則論死歸刑部。還規定，窩逃正犯，照例擬絞，妻子家產籍沒，窩家的鄰居流徙邊遠，有司以上各官分別處分。以后，又設兵部督捕衙門，專掌緝拿盜賊和逃人。

　　逃人法的嚴厲執行，不僅對逃亡者是個嚴重打擊，同時也妨礙了漢族地主的利益，造成社會上長期動蕩不安，因而在滿、漢統治階級內部引起激烈爭論。一部分漢族官吏反對嚴懲窩主的刑律，認為如窩主之罪重于逃人，則株連太多，用法不平，要求修改逃人法。清統治者為了維護滿族王公親貴的利益，最初態度頑固，堅持逃人法。康熙中期后，隨著旗地中農奴制經營逐漸被封建租佃關系所代替，前此嚴懲逃人和窩主的法令已不適應新情況，于是漸次更訂、放寬懲罰。康熙二十五年規定，改三次逃人給寧古塔窮兵為奴。三十八年決定裁撤兵部督捕衙門，把督捕事宜歸并刑部辦理，將逃人案件逐漸與其它刑事案件同等看待。雍正二年(1724)規定，逃人在某地居住不到一年，窩主等俱各免議;超過一年，責三十板。干隆八年(1743)，大學士徐本等奏準刊布包括一百零三條的《督捕則例》，繼續貫徹了減輕處罰的精神。此后，由于滿族內部的階級分化日益加深，一般旗兵與余丁等逃亡嚴重，使清統治者把八旗兵丁逃旗作為督捕重點。干隆四十年曾規定，遇有八旗逃人，除報刑部外，并報步軍統領衙門等嚴行查拿。但因清統治者無法遏止滿族階級分化的趨勢，用逃人法加強對一般旗人控制的企圖并沒有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