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十分明智的帝王，經(jīng)常與群臣暢談歷史，總結(jié)經(jīng)驗，吸取教訓(xùn)，從中得到治國理政的思路。他對歷史的重視，超過了之前所有的帝王，對歷史有著無比喜愛的深厚情懷。以下是小編為大家?guī)淼南嚓P(guān)內(nèi)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一、以古為鏡

　　隋朝的富庶與強大令人嘆為觀止，但短短三十七年便天下動蕩，群雄四起，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這一切，李世民與唐初的諸位大臣都親身經(jīng)歷。他們不得不思考其中的原因。

　　一次，李世民與大臣們評論隋文帝楊堅，大臣們說：“隋文帝親勤于朝政，每天朝會從早到。五品以上官員都要參加論事，而且只吃一些粗糙的飯菜，可以說勵精圖治。”李世民說：“不對，隋文帝并不是賢明通達之主。他生性多疑，凡事都要自己決斷，群臣對他非常畏懼，不敢進諫，所以隋朝滅亡不是偶然，隋文帝已經(jīng)埋下禍根。”

　　還有一次，李世民問大臣張玄素隋亡的原因，張玄素回答：“隋朝兩代國君，凡事親力親為，專權(quán)跋扈。一個人每天處理十件事，有五件處理好就不錯了，何況君王日理萬機，凡事親力親為，錯誤必多，日積月累，怎能不亡。”李世民深以為然。

　　這些事促成了李世民實行開明的政治制度：皇帝的指令由幾位中書舍人各自提出意見，稱為“五花判事”，然后由中書侍郎、中書令批準，送皇帝簽一“敕”字，再送門下省復(fù)核;門下侍中、侍郎如果不同意此命令則有權(quán)送回，稱為“駁封”。所以說，一道指令，只有中書省、皇帝、門下省都同意才能送尚書省執(zhí)行。遇到重大事件，需要宰相級別的高官與皇帝一起到政事堂商討才能決定。

　　如此開明政策的施行，都是在李世民吸取前朝歷史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上做出的。諸如此類的事例還有很多。

　　二、修史

　　我們熟悉的二十四史中，竟有八部是貞觀年間修成。其中，《梁書》與《陳書》為姚思廉主編;《齊書》為李百藥主編;《周書》為令狐德棻與岑文本主編;《隋書》為魏征與顏師古、孔穎達主編;《南史》與《北史》為李延壽父子主編。

　　李世民最為重視的《晉書》由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三人主編，參與者集合了李淳風(fēng)、李延壽、李義府等十八位名貫古今的飽學(xué)之士，李世民還親參與晉宣帝、晉武帝、陸機、王羲之傳記的編寫，可見李世民對歷史的重視程度。

　　三、改史

　　為了使帝王的言行舉止傳至后世，史官們都要記錄《起居注》，唐朝也不例外。李世民對歷史有深厚的情懷，他非常在意自己將以何形象展現(xiàn)在后人的面前，特別是不光彩的玄武門之變。

　　貞觀九年，太上皇高祖李淵去世，李世民迫不及待要求看《起居注》，被諫議大夫朱子奢嚴詞拒絕。

　　貞觀十三年，據(jù)《貞觀政要》記載，李世民對負責(zé)編寫起居注的褚遂良說：“我想看看《起居注》，目的是為了警戒自己的過失。”褚遂良說：“君主看《起居注》禮法不許，沒有聽說哪個君王親自觀看。”李世民有點上火，說：“難道我有過失，你也如實記錄?”旁邊的劉洎擔(dān)心褚遂良的處境，說：“君王的過失，就像日食與月食，大家都能看見，即使遂良不記，天下人也會記住。”李世民碰了個硬釘子。

　　貞觀十四年，李世民不找褚遂良，以命令的口氣，讓宰相房玄齡將《起居注》呈上來，并為修改提出了指導(dǎo)意見：玄武門之變與“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叔牙”類似，是“安社稷、利萬民”的義舉。

　　之后，許敬宗根據(jù)指示，將《起居注》編寫成《高祖實錄》、《今上實錄》，從而形成了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正史。

　　縱觀貞觀年間李世民實行的仁政，大都從歷史經(jīng)驗中得來，他真正做到了以古為鏡;并不遺余力的編撰正史，希望后世也能想他一樣從歷史中學(xué)習(xí)經(jīng)驗;改寫歷史使后人對那段歷史的認識變得模糊，不太光彩，但也證明了他對歷史的重視程度。李世民濃厚的歷史情懷為他傳奇的一生增添了絢爛的光彩。